本报记者蒋文龙朱海洋

    到过浙江湖州的人，无不对这里的乡村留下深刻记忆：这里不仅山清水秀、风景优美，而且农民收入水平、生活条件已经远远领先于全国。农民不必外出打工，家门口就是梦想中的创业天堂；偏僻小村里到处是民宿、农家乐；咖啡屋、音乐厅、图书馆在这里生根开花；推开农家大门，主人可能是教授、艺术家，也可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；农民白天开着拖拉机下地耕种，晚上开着宝马车进城唱卡拉OK……

    湖州市副市长施根宝认为，湖州乡村的振兴，在于根据“两山理论”，在产业发展上找到了乡村旅游的突破口。正是由于这一新业态的激发，人、土地、资金等要素在城乡间流动起来，乡村不再破败，不再边缘化，而是有了自己的“造血功能”，开始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。

    “行遍江南清丽地，人生只合住湖州”，800年前，元代诗人戴表元曾经感慨。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湖州？湖州又是如何在工业化、城市化的进程中，找到乡村振兴的奥秘？其方法和经验是否具有足够的借鉴意义？为些，记者前来一探究竟。

    新农村建设是基础

    十年前，地处吴兴区西部山区的妙西镇，曾与工业经济擦肩而过，最后，15个行政村老百姓只能靠山吃山，收入微薄。在乡镇角逐的舞台上，妙西毫无悬念地每年垫底。每次县里开大会，妙西的领导都是自觉坐到后排。

    几年前，为了保护生态，妙西又索性关停了40多家矿场。本就捉襟见肘的工业收入一下被砍去八成，剩下的都是不上税的农业产业。妙西到底何去何从？这个问题既现实，又严峻。

    转机出现在了2013年。国家确立生态文明战略后，吴兴及时调整妙西定位，提出了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的目标，所瞄准的正是乡村旅游。有了平台，就意味着梦想有了翅膀，政策扶持、交通改善、基础配套等全都围绕一个“支点”转。

    吴仁斌在履新区旅委副主任前，是妙西分管旅游的副镇长，在他看来，尽管过去十多年，工业经济在妙西起色不大，但反过来讲，也恰好守住了绿水青山。加上省里从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到“美丽乡村”建设，力度空前，妙西每个村都旧貌换新颜，为乡村旅游开发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。

    妙西盛产水蜜桃，过去只卖桃子，两年前尝试农旅融合，让人们赏桃花。妙西镇决定借东风进行旅游招商。这一天，镇里被挤得水泄不通，老板们没辙只能停下劳斯莱斯、奔驰宝马等豪车，徒步将近个把小时，一边走一边聊规划，还没看到桃花，大伙就下定决心：投资！这么旺的人气，想不赚钱都难呐！

    三年间，原乡小镇、湖州国际乡村旅游度假精品示范区、塘里休闲养生村、大师智慧谷、贝盛光伏休闲观光……纷纷落户妙西，投资额光亿元以上的就有16个之多，而且清一色全是乡村旅游项目。

    以地处肇村的原乡小镇为例，打出的招牌是“农旅文融合”，通过嫁接和贯通，农业从一产升级为三产的休闲观光，还直接带动村里茶叶、水蜜桃等农产品的销售。现在，小镇所联结的农业基地将近两万亩，解决了村庄500多人的就业，不少村民也开始返乡创业，开起了农家乐、民宿等。 

    妙西的变化，是整个湖州乡村旅游腾飞的缩影。在施根宝看来，湖州乡村旅游的勃发，尽管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密不可分，但具体从湖州来看，凡是搞得有声有色的，无一例外都是新农村建设的佼佼者。

    “过去，政府投入大量人力、财力、物力用于新农村建设，修好了道路，搞好了卫生，为游客到乡村旅游扫清了障碍。乡村旅游不是大馅饼，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。可以说，没有前几年的大投入，就没有乡村旅游的大繁荣；现在我们发展乡村旅游，可谓水到渠成。”施根宝说。

    差异化发展是保障

    如果说新农村建设为湖州乡村旅游搭建了腾飞的平台，在具体如何发展、如何定位等问题上，湖州则是因地制宜，各显神通，进行差异化发展。这种发展方式又恰好避免了一哄而起的机械化复制，满足了个性化、多元化消费需求。

    在德清县莫干山镇劳岭村，一幢幢风格迥异的乡舍别墅，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，它们都是由不同年代的老屋改建而成。外土内洋，住客不是外国人，就是白领精英。由于这种“原生态养生、国际化休闲”的载体，最早在2007年，由一名叫高天成的南非人首创，因此被冠以“洋家乐”，以区别于“农家乐”。

    一开始，高天成只是看中莫干山脚的绝世环境，于是租下农舍，改造后供友人雅居。没想到试住后，朋友们一见钟情、流连忘返。高天成对商业异常敏感，马上开始新建度假酒店，进行市场化运作。先是开发“裸心谷”，后来兴建“裸心堡”。在高天成的影响下，一大批外国人、上海人、杭州人纷纷跟进。在莫干山麓，很快形成了一个“洋家乐”群落。到了去年，光精品民宿就有70多家。

    “洋家乐”消费昂贵，价格多在千元以上，但即便如此，市场依然供不应求。人气旺的，常年需排队预订。“洋家乐”的目标客户一般是外企高管，这批客人工作节奏快、收入高，对住宿的个性化要求高，与此同时，价格承受能力也强。像“裸心谷”，每张床位创造的税收，平均就高达10万元。德清也由此在乡村旅游爆发期，稳坐金字塔尖，成为高端消费的引领者。去年，当地旅游总收入178亿元，比十年前整整翻了15倍。

    对于“洋家乐”的吸金，临近县区虽然羡慕，却并没有照搬照抄。实际上，在德清之前，安吉、长兴一带的农家乐由于物美价廉，也早就吸引了普通游客的眼球。尤其是上海退休职工，往往将沪上住房出租，老两口举家搬迁，到这边避暑度假，一住就是几个月。

    这种平民化的乡村旅游，尽管收费不高，但因需求基数庞大，因此收入也颇为可观。德清的高端定位与安吉、长兴的平民视角不仅没有形成冲突，而且互为补充，给乡村旅游市场提供了多元选择。而细究安吉和长兴两地的农家乐，模式也各有不同。

    长兴境内景区资源丰富，大大小小有一二十个，长兴的乡村旅游就以此为依托，县里鼓励周边农民提升改造农家庭院，再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和配套农事体验项目，政府则帮助建立公共服务平台，弥补单家独户开办农家乐的断点。由此迅速形成农家乐集聚区，每到节假日，常常人满为患。

    山区县安吉是“美丽乡村”的发源地，许多村生态环境颇为出挑，可就是缺乏产业植入。因此，当地就将美丽乡村建设和打造全域景区相结合，根据每个村的资源禀赋优势进行个性化包装。这种模式的最大特色就是“小而美”：每个村都是一个小品，游客都能品读不一样的乡村体验。

    除了以上三地，吴兴、南浔两区也同样各具特色。因距离城区更近，两个区就瞄准近郊游，主推“农庄+游购”的模式。

    市农业局局长方杰认为，湖州乡村旅游百花齐放、百舸争流，为不同消费层次、不同消费对象，提供了多元的产品选择，而农业休闲以一产为基础，进行三产融合发展，也成了湖州乡村旅游大繁荣、大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    发展不能忘了共赢共享

    由于各地环境条件不同、定位不同，发展模式不同，投资主体自然也有所不同。比如德清“洋家乐”通常是工商资本投入为主，而安吉、长兴的“农家乐”则是农民自我投入为主。但无论哪种投资方式，湖州各级政府都十分注重引导共赢、共享。施根宝认为，发展乡村旅游不能光让“老板乐”，关键得带着老乡一起乐，一起致富。只有共赢、共享才是可持续的。

    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，东临太湖，北接江苏宜兴，三面环山，位于水口茶文化旅游景区核心区块，聚集了461户农家乐，是浙北最大的农家乐聚集区。每天，村里客流量都能达到2000人，其中上海人占了大多数。

    村党支部书记祁煜良告诉记者，顾渚有数十家农家乐，专门接待上海老年游客，吃农家饭、住农家屋、干农家活、享农家乐，“用上海外滩喝一杯咖啡的钱，在顾渚村里能享受24小时的森林浴。”在顾渚村，上海话甚至成了第二语言。

    有人气，自然就有收入，去年来顾渚村的游客量有290万人，户均营业收入超过70万元。如今，从接送游客到入住吃饭，再到打包周边旅游资源等各个服务环节，以及各类产品的“经理人”，清一色都是水口乡本地人。这几年，许多家庭都在县城买房，再开着轿车来村里做生意。

    “正是由于乡村旅游是一个关乎农民增收的产业，因此我们不仅要完善交通、游览、通信等基础设施，更重要的是，通过提供公共服务，做一家一户难做的事情，既为他们保驾护航，又不断引领升级。”湖州市旅委主任干永福说。

    以顾渚村为例，县里配套建了个土特产销售中心，解决当地农产品销路问题；联合县运管部门成立农家乐旅游车队，每天有一批大中巴车定期到周边接送游客；与县经济开发区洗涤公司合作，让农家乐洗涤走上了正轨；联姻周边景区，实行折扣价格、统一开票；引导农家乐统一为游客购买意外险；每年，县旅游局牵线搭桥，顾渚与300多家旅行社建立合作，还经常外出推介展示。

    祁煜良感慨说，这些事光靠经营户或者村委，就算大伙抱成团，无论经济还是实力，都是力不能逮。如今有了政府作靠山，客源、服务有保障，整个产业链也一下拉长了。

    记者采访发现，在湖州，但凡乡村旅游做得红火之地，必然有政府在背后作支撑。除了投入大量资金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外，各地在后续的经营管理上，也是动足脑筋，比如客源组织、纠纷处理、礼仪培训、市场营销等，实现了互为补充的良好局面。

    干永福说，农民是乡村的主人，发展乡村旅游，必须重视“共赢共享”，这既是市场经济的基础，也是保持良性循环的核心，对政府而言，更是为农增效、助农增收、振兴乡村的有效手段。如果农民不能参与其中，不能共享发展成果，那么这个产业发展得再好，也是有巨大缺陷的。

    数据显示，2016年，湖州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4356万人次，占到了旅游总人数的一半以上，直接经营收入达到125亿元，带动农民人均增收639元，贡献率超过了31%。